崔建高

本文依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通过推演世界银行计算各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公式，进而创建了贡献度、提升难度、通关常数等新指标，以此对跨境贸易从我国整体营商环境改善的积极因素转变为负累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应用通关常数大数据模型的运算结果对上述原因进行验证。在此基础上，从信赖保护原则出发，提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意见建议。

关键词 口岸营商环境；自动放行；大数据建模；信赖保护

Analysis of the New Focus of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Port Business Environment From the Constant of Customs Clearance

CUI Jian-Gao

AbstractBased on the world bank's business environment report, this paper deduces the world bank's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various economies, and then creates new indicators such as contribution, difficulty of upgrading, and customs clearance constant, etc, which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cross-border trade has changed from the positive factors for improving the overall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China to the negative ones, and applies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big data model of customs clearance constant The above reasons are verified. On this bas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rust protec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port business environment.

Keywords Port business environment; automatic release; big data modeling; trust protection

自2003年世界银行逐年发布《营商环境报告》以来，营商环境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吸引外资、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参照。跨境贸易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虽然从2018年的第97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65位，但依然远低于我国第46位的整体营商环境排名。深入剖析我国跨境贸易自2007年的第30位一路震荡跌至2018年的第97位，从我国营商环境改善的积极因素转变为负累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挖掘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新动能，保持2019年我国跨境贸易大幅改善的趋势，助力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提升。

1  口岸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面临的突出问题

1.1 跨境贸易剪刀差趋势未改变，仍为明显弱项

2019年，我国整体营商环境和跨境贸易分项同步大幅提升了32位，改善趋势明显，也推动我国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是，跨境贸易分项依然延续2015年以来短板弱项的格局，与我国整体营商环境排名的差距不断拉大，从低于2015年的8位，震荡扩大至2019年的19位。跨境贸易已经从拉动我国营商环境改善的积极因素转变为推动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的拖累。切实扭转我国跨境贸易与整体营商环境自2007年以来一降一升的趋势，挖掘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新动能，尽快将我国跨境贸易排名提升并超过至2007年我国跨境贸易分项排名水平，有利于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持续改善我国整体营商环境（具体见《我国跨境贸易与营商环境排名变化表》）。

我国跨境贸易与营商环境排名变化表

1.2 时间成本压缩面临深层次问题，边际效应递减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跨境贸易指标分值及排名，由出口单证合规（小时/美元）、出口边界合规（小时/美元）、进口单证合规（小时/美元）、进口边界合规（小时/美元）等8个分指标计算而得（具体见《2018-2019年我国跨境贸易具体分指标变化表》）。其中，单证合规是指进出口货物为满足经济体所有政府机构单证要求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包括获得单证（比如单证的签发和盖章）、准备单证（比如收集信息以完成海关申报表和原产地证书）、处理单证（比如等待相关机构在所有检查完成后发放植物检疫证书）、呈阅单证（比如向港务管理机构出示港口码头收据），以及提交单证（比如当面或通过电子方式向海关机构提交海关申报表）所花的时间和成本。边界合规是指进出口货物为遵守经济体海关规定以及货物通过经济体边界而强制要求的其他规定的时间和成本，另外还包括经济体港口或边界装卸的时间和成本。

2018-2019年我国跨境贸易具体分指标变化表

（1）最差表现。2005年以来，《营商环境报告》所覆盖所有经济体中的最差表现（每5年修正1次）。

（2）前沿水平。2005年以来，《营商环境报告》所覆盖所有经济体中的最佳表现（每5年修正1次）。

（3）时间跨度。世界银行每年对经济体采集地的贸易商、报关公司、货代等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分项数据，各年度报告采集数据截止到上年度6月。也就是说，2018、2019年度报告评估对象分别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但应注意的是，世界银行收集的只是各经济体中最大商业城市的数据；对11个人口超过1亿的经济体（孟加拉国、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数据采集范围从2014年开始扩大到第二大商业城市。世界银行对这11个经济体的数据按照两个最大商业城市的人口计算加权平均值。

（4）分指标计算公式。评估指标采取百分制，采集数据高于前沿水平为100分，低于最差表现为0分，处于最差表现与前沿水平之间，则采用距离前沿水平的分数。具体计算过程为：假设第i项分指标的最差表现为xi、前沿水平为yi、采集数据为zi，计算公式为：

（5）跨境贸易指标分数。由8个分指标平均值计算而得，计算公式为：

鉴于《营商环境报告》没有公布具体的计算公式，仅是做了文字描述，作者对上述公式进行了推演验证，具体过程如下：最差表现和前沿水平取自吕大良所著的《营商环境视角下，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政策思考》（《国际贸易》2018年第七期）表1，分别计算我国2018、2019年的营商环境得分为69.83、82.41，与世界银行数据误差不超过0.5%。考虑到《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指出“在所有经济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业所需的最少时间是0.5天，而在最差的情况下，5%的情况需要超过100天。因此，半天被认为是最好的表现，而100天则是最差的。更高的分数显示相对更便利的营商环境，(最好的分数是设定在100分)，而较低的分数显示相对缺乏便利度的营商环境（最坏的分数是设定在0分）”，而且鉴于引用数据与世界银行实际计算数据存在小数点差异，因此，可验证得出：推演公式与世界银行最终的计算公式大概率是一致的。

（6）跨境贸易排名。按照跨境贸易指标分值从高到低依次排序。

（7）贡献度测算。因2019年各分指标数值均优于或等于2018年数值，假设第i项分指标2019年、2018年数值分别pi、gi，按照同比变化率的绝对值计算各分项指标对跨境贸易指标提升的贡献度，计算公式为：

从上述公式可计算得出：2019年，进口单证合规成本（小时）、出口单证合规成本（小时）贡献度最大，分别为63.47%、59.43%，出口边界合规成本（小时）为0，贡献度最低。上述数据，一方面说明，自2017年7月1日实施的全国通关一体化改革等政府部门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在简化口岸通关手续、压缩口岸通关时间方面成效显著；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现有体制机制下，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的边际效应将递减，进一步压缩的难度大幅提升。

1.3 政商关系有待调整，信赖保护亟需确立

营商环境作为整体指标，其面临的突出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在跨境贸易中有所反映。因此，有必要应用整体到局部的方法论，从营商环境反证跨境贸易存在的典型问题。按照《营商环境报告》，可以将营商环境理解为：企业从筹备设立到清算终止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依据所在地区的法律法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的总和。世界银行将企业生命周期设定为开办企业、获得电力、登记财产、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11个方面[1]。上述指标具体含义如下：

创办企业：中小企业开办并正式运营，所要花费的具体程序、时间、最低注册资本。

办理施工许可证：建立仓库的程序、时间和成本，包括获得必要的许可证、申请和接收必要的检查，以及获得其他公用事业服务。

获得电力：为新建仓库而获得永久的电力连接所需要的流程、时间和成本。

资产登记：财产登记的步骤、时间和成本。

企业信贷：信用报告制度以及贷款抵押和破产制度在促进贷款方面的效力。

保护中小投资者：对企业中小股东的保护力度，防止董事为个人利益滥用公司资产。

纳税：中小企业在一年里缴纳的税款以及强制性供款，以及纳税和供款的程序，包括纳税后的增值税退税和税务稽核。

跨境贸易：与进出口货物的物流过程相关的时间和成本。

合同执行：一审法院审理商业纠纷的时间、成本和司法程序的质量。

破产程序：法人破产程序的时间、成本和结果。[2]

按照上述11项指标的分值及排名，分别将排名高于和低于我国营商环境总排名的指标作为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梳理出我国2019年营商环境整体情况（具体见《2019年我国整体营商环境各指标排名表》）。

提升难度是指：我国营商环境单项指标每提高一个名次需要提高的平均数值，数值越高说明排名提升的难度越大。将第i项指标的最佳得分设定为hi，中国得分设定为ki，中国排名设定为di，计算公式为：

从上表可以看出，由市场经济供需关系和价值规律决定的获得电力、执行合同等因素，排名较高，进一步提升的难度较大，说明我国市场机制日益成熟高效，是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的拉动力量；而涉及政商关系且有行政行为介入，与企业信赖保护密切相关的施工许可证、纳税等因素排名较低，但进一步提升的难度较小，说明我国行政行为的权利边界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商关系有待优化，基于企业依法运行的信赖保护亟待确立。

2  通关常数对口岸营商环境面临典型问题的验证

目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通关常数尚无统一定义。笔者认为，通关常数是货物通关过程中，没有任何行政行为干预、介入或影响的企业通关作业时间。因此，通关常数反映的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企业在货物通关过程中运行的平均效率和进出口贸易运行的基本规律。为准确测算通关常数，需要有效剔除行政行为的干预，并借助大数据建模技术，计算通关常数的具体数值。

2.1 通关常数测算情况

2.1.1 海关通关时间

2018年9月27日，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指出，整体通关时间是指货物抵港到货物允许提离整个进出口环节的时间，包括货物的抵港、装卸、堆放、理货、申报、查验、放行、提离等多个环节的耗时。海关通关时间是指货物从申报到放行，在海关的单一环节内的海关作业时间[3]。因整体通关时间涉及部门较多，行政行为较难完全剔除，因此采取海关通关时间作为通关常数测算的基础单元。

2.1.2 自动放行报关单

自动放行报关单是指，从货物申报到放行，各海关环节均无海关人工作业，报关单电子数据流转至相关环节即由机器自动审结。因上述货物在海关通关时间内无任何海关人工干预，且机器审结速度在毫秒级，自动放行报关单的平均海关通关时间可以视为企业通关作业的平均时间，即海关一个政府部门作业时间内的通关常数。因海关通关时间是整体通关时间的一部分，该通关常数应小于以整体通关时间为基础单元的通关常数。同时，即使非自动放行货物，企业作业时间依然存在。因此，从大数据统计样本分析，该通关常数理论上存在于所有货物的海关通关时间环节。同时，从该通关常数的统计口径（不存在20、50、30环节，且70环节是电子审结的；或者不存在20、50环节，30环节是电子审结的，且待放行的；或者不存在20、50环节，且30、70环节是电子审结的；或者改单在放行之后、不存在50、30环节（或30环节为电子审结的），且70环节是电子审结的；或者不存在50环节，且20、30、70环节是电子审结的报关单的海关通关时间）可以看出，该通关常数为企业在海关通关时间内的缴纳税款的平均时间。

经过大数据模型测算，随着海关通关时间的持续压缩，通关常数与海关通关时间的比值持续增加，企业缴纳税款时间占进口海关通关时间比重已经超过70%，接近80%。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不改变现有通关过程中的体制机制，单纯从简政放权、减少行政行为干预的角度压缩时间成本的边际效应日益降低。大幅提升通关效率，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通关纳税制度，将企业缴纳税款的时间节点放在通关之后，从制度层面剥离或压减通关常数。

2.2 我国整体纳税制度设计不容乐观

虽然我国纳税指标从2018年的第130位提升至2019年的第114位，但提升幅度远小于我国同期营商环境，纳税指标极大拖累了我国营商环境的整体改善。我国缴税制度造成的时间成本居高不下，已是内外贸共同面临的问题（具体见《我国纳税指标具体情况表》）。

3  对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建议

从通关常数可以看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降低我国跨境贸易的时间和金钱成本，需要按照信赖保护原则，从顶层设计入手，进行制度性变革。

3.1 将纳税行为从通关过程中剥离

信赖保护作为行政法的一般原则最先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法院在判例中引用，后来被明文规定在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租税通则、联邦建设计划法等成文法中。而且，经过多年发展，该原则由重要的行政法原则逐步上升成为宪法原则。按照信赖保护原则，基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护社会成员正当利益，国家与公民、法人存在信赖保护利益。公民、法人自觉按照法律法规和政府决定安排生产和生活，政府则基于对公民、法人的上述信任，保持法律法规的连续性，不随意变更相关决定。如果从信赖保护原则出发，在通关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给予进出口企业自觉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信赖，并基于对进出口企业的上述信赖，一定程度上把缴清税款与货物通关剥离，把允许企业在通关后缴纳税款作为通例，把缴清税款作为放行条件视为例外。因此建议，全国人大在进行《海关法》修订时，将《海关法》第二十九条“除海关特准的外，进出口货物在收发货人缴清税款或者提供担保后，由海关签印放行”修改为“除海关特殊规定外，进出口货物可在海关签印放行后缴清税款”。上述措施，实现了企业根据自身经营状况灵活选择进出口货物缴纳税款或处置税款担保的时间，有利于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降低跨境贸易的时间成本，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建设更加优异的口岸营商环境。

3.2 将纳税单元由货物变更为时间

2015年7月24日，海关总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汇总征税，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由传统的“逐票缴税”变为“按月集中缴税”。但因企业适用汇总征税，需要满足上一自然年的月均纳税次数不低于4次等条件，并提交《汇总征税企业专项评估表》（具体见《关于在全国范围推广汇总征税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33号）），适用范围及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受《海关法》第二十九条“除海关特准的外，进出口货物在收发货人缴清税款或者提供担保后，由海关签印放行”和第六十条“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税款”等规定限制，企业缴纳税款依然以货物报关单为单元，而非以月或年为对象，企业缴纳税款的频次依然较高，也增加了企业通关过程中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因此，建议同步提出修法建议，将汇总征税由适用部分企业的便利化措施变为普适性条款，允许企业以月或年为单元，定期缴纳税款[4]。上述措施，将大幅压缩企业缴纳税款的次数，进而降低企业缴纳税款的时间成本及因此产生的边界合规金钱成本。

3.3 深化通关环节的社会协同共治

党中央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关键是建立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有机体，积极发挥各类社会团体的协同共治作用，以自律维护信用，以信赖减少干预，降低整体运行成本，实现通关关节绣花针式的管理。美国国内收入局在2014&—2017年战略规划指出“中介组织等填写纳税申报表的准确性对于提升税法遵从度和处理效率至关重要。”截至2017年10月，仅上海自贸区内海关注册企业就高达2.7万家[5]。我国作为全球第一的货物贸易国，进出口企业数量和规模庞大，商品种类繁多，需求纷繁多样，依靠单一主体很难推动各方有序运行，实现有效管理，需要发挥政府、中介、行业协会、企业等多方力量，形成守法自律的良性互动格局，为信赖保护原则有效落地提供社会共治土壤[6]。

4  结论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受我国立法理念影响，信赖保护作为大陆法系的重要原则，至今未能立法确认，也造成我国相关制度缺失，对经济运行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虽然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数据的方式，在答卷数量和质量上受到限制，最终结果容易与实际情况发生明显偏差[7]，但从190个全球经济体的区域横向及2003年以来的时间纵向来比较，其评估结果反映出来的信赖保护问题也与我国当前的法治环境较为一致，具有一定的改革导向借鉴价值。当前，进出口贸易4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制约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规模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也不容忽视。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持续推进贸易便利化，已经走到了信赖保护的十字路口：把进出口企业视为“自觉守法的合作伙伴”，开展预设无罪式的柔性合作；还是继续视为“走私违法、偷税漏税的假想敌[8]”，坚持预设有罪式的刚性管理，需要尽快做出取舍，并籍此在管理理念、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性调整和变革，推动跨境贸易再次转变为我国整体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的积极力量。

2019年我国整体营商环境各指标排名表

我国纳税指标具体情况表

参考文献

[1]李安渝,王婷.2019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解读及启示.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8,12: 65-68.

[2]吕大良.营商环境视角下，我国跨境贸易便利化政策思考.国际贸易.2018,7:22-25.

[3]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海关总署官员：采取多项举措压缩整体通关时间.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747625840768297wfr=spiderfor=pc.

[4]王靖.从纳税指标入手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中国市场.2018,35:148-149.

[5]上观新闻. 四年增长两倍, 上海自贸区内海关注册企业总数达到2.7万家. 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69116.

[6]江小平.推进中国贸易便利化的几点思考及建议. https://mp.weixin.qq.com/s/avGUhkra2vg1zd-WLsBKxw.

[7]曲宁.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梳理及中国营商环境述评.商业研究.2019,13:9-10.

[8]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课题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及我国纳税指标得分情况分析.税务研究.2019,1:80-85.

附录１：通关常数模型脚本

SELECT AC.I_E_FLAG AS I_E_FLAG,

AC.D_DATE_YM AS D_DATE_YM,

count(distinct ZB.ENTRY_ID) AS ENTRY_ID_COUNT

from

(

SELECT T.ENTRY_ID20 AS ENTRY_ID

From

(

SELECT R.ENTRY_ID AS ENTRY_ID30,

Q.ENTRY_ID50 AS ENTRY_ID50,

Q.ENTRY_ID20 AS ENTRY_ID20,

Q.ENTRY_ID70 AS ENTRY_ID70,

Q.PROC_RESULT20 AS PROC_RESULT20

From

(

SELECT K.ENTRY_ID20 AS ENTRY_ID20,

K.ENTRY_ID70 AS ENTRY_ID70,

K.PROC_RESULT20 AS PROC_RESULT20,

L.ENTRY_ID AS ENTRY_ID50

from

(

SELECT F.ENTRY_ID AS ENTRY_ID20,

F.CREATE_DATE AS CREATE_DATE20,

F.PROC_RESULT AS PROC_RESULT20,

G.ENTRY_ID AS ENTRY_ID70,

G.CREATE_DATE AS CREATE_DATE70

from MDB_ENTRY_WORKFLOW F

left outer join MDB_ENTRY_WORKFLOW G

on F.ENTRY_ID = G.ENTRY_ID

and

(

(substr((G.STEP_ID),1,2)) = 70)

and ( G.PROC_ER = '9999')

where ( (substr((F.STEP_ID),1,2)) = 20)) K

left outer join MDB_ENTRY_WORKFLOW L

on K.ENTRY_ID20 = L.ENTRY_ID

and

(

(substr((L.STEP_ID),1,2)) = 50)

where

(

(case

when (K.CREATE_DATE20)>(K.CREATE_DATE70)

then 1 else 0 end) = '1')) Q

left outer join MDB_ENTRY_WORKFLOW R

on Q.ENTRY_ID20 = R.ENTRY_ID

and

(

(substr((R.STEP_ID),1,2)) = 30)

and ( R.PROC_ER = '9999')

where

(

(Q.PROC_RESULT20 like 'U%')

and (R.ENTRY_ID is not null)

and (Q.ENTRY_ID50 is null)

and (Q.ENTRY_ID70 is not null))) T

where ( (T.ENTRY_ID20 is not null))

union all

SELECT CB.ENTRY_ID AS ENTRY_ID

from

(

SELECT BB.ENTRY_ID AS ENTRY_ID30,

AB.ENTRY_ID50 AS ENTRY_ID50,

AB.ENTRY_ID_20 AS ENTRY_ID_20,

AB.ENTRY_ID AS ENTRY_ID,

AB.STEP_ID AS STEP_ID,

AB.PROC_ER AS PROC_ER

from

(

SELECT X.ENTRY_ID AS ENTRY_ID50,

W.ENTRY_ID_20 AS ENTRY_ID_20,

W.ENTRY_ID AS ENTRY_ID,

W.STEP_ID AS STEP_ID,

W.PROC_ER AS PROC_ER

from

(

SELECT U.ENTRY_ID AS ENTRY_ID_20,

V.ENTRY_ID AS ENTRY_ID,

V.STEP_ID AS STEP_ID,

V.PROC_ER AS PROC_ER

from MDB_ENTRY_WORKFLOW U

left outer join MDB_ENTRY_WORKFLOW V

on U.ENTRY_ID = V.ENTRY_ID

where

(

(substr((U.STEP_ID),1,2)) = 20)) W

left outer join MDB_ENTRY_WORKFLOW X

on W.ENTRY_ID = X.ENTRY_ID

and ( (substr((X.STEP_ID),1,2)) = 50)) AB

left outer join MDB_ENTRY_WORKFLOW BB

on AB.ENTRY_ID = BB.ENTRY_ID

and ( (substr((BB.STEP_ID),1,2)) = 30)

and ( BB.PROC_ER = '9999')

where ( (AB.ENTRY_ID_20 is null)

and (BB.ENTRY_ID is not null)

and (AB.ENTRY_ID50 is null)

and AB.STEP_ID = '70000000'

and AB.PROC_ER = '9999')) CB

union all

SELECT NB.ENTRY_ID20 AS ENTRY_ID

from

(

SELECT KB.ENTRY_ID20 AS ENTRY_ID20,

KB.PROC_ER20 AS PROC_ER20,

KB.ENTRY_ID70 AS ENTRY_ID70,

KB.ENTRY_ID50 AS ENTRY_ID50,

LB.ENTRY_ID AS ENTRY_ID30

from

(

SELECT GB.ENTRY_ID20 AS ENTRY_ID20,

GB.PROC_ER20 AS PROC_ER20,

GB.ENTRY_ID70 AS ENTRY_ID70,

HB.ENTRY_ID AS ENTRY_ID50

from (

SELECT EB.ENTRY_ID AS ENTRY_ID20,

EB.PROC_ER AS PROC_ER20,FB.ENTRY_ID AS ENTRY_ID70

from MDB_ENTRY_WORKFLOW EB

left outer join MDB_ENTRY_WORKFLOW FB

on EB.ENTRY_ID = FB.ENTRY_ID

and ( (substr((FB.STEP_ID),1,2)) = 70)

and ( FB.PROC_ER = '9999')

where ( (substr((EB.STEP_ID),1,2)) = 20)) GB

left outer join MDB_ENTRY_WORKFLOW HB

on GB.ENTRY_ID20 = HB.ENTRY_ID

and ( (substr((HB.STEP_ID),1,2)) = 50)) KB

left outer join MDB_ENTRY_WORKFLOW LB

on KB.ENTRY_ID20 = LB.ENTRY_ID

and ( (substr((LB.STEP_ID),1,2)) = 30)

and ( LB.PROC_ER = '9999')

where

( KB.PROC_ER20 = '9999'

and (LB.ENTRY_ID is not null)

and (KB.ENTRY_ID50 is null)

and (KB.ENTRY_ID70 is not null))) NB

where ( (NB.ENTRY_ID20 is not null)) ) ZB

left outer join MDB_ENTRY_HEAD AC

on ZB.ENTRY_ID = AC.ENTRY_ID

and

( (substr((AC.EDI_REMARK),7,1)) <> 'C'

and (substr((AC.EDI_REMARK),15,1)) <> '1')

where ( AC.D_DATE >= '2018-01-01 00:00:00'

and AC.D_DATE <= '2018-12-20 23:59:59')

group by AC.I_E_FLAG,AC.D_DATE_YM

order by D_DATE_YM asc

呼和浩特海关，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010010

Hohhot Customs   Hohhot